［內容提要］ 本文論述了傳播學在中國20年的發展軌跡以及在這軌跡上的幾個亮點，并對傳播學未來走向進行了預測。

［關鍵詞］傳播學 發展軌跡 亮點 未來走向

傳播現象在中國古已有之，而正式作為一門學問的“傳播學”（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則完全是從國外引起的“舶來品”，其最早的引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①，但當時的影響極為有限。如果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具規模的譯介算起，傳播學在中國也只有區區20年的歷史。

但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20年。這是中國思想解放、經濟轉軌的20年。正是在這樣的年代背景之下，傳播學在中國獲得了生長的土壤和空間，完成了從起步到騰飛的發展階段。

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

放眼看世界——引進與起步

關于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的引入問題，一般可分為兩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這方面的代表人物當屬鄭北渭、張隆棟、王中等教授，他們在教學及研究中都曾有過運用傳播學相關知識的先例，復旦新聞系的一個沒有刊號的雜志《世界新聞譯叢》也曾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傳播學②。可惜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這種引鑒剛剛露頭便無疾而終，很快就中斷了。再次的引入已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70年代末，復旦大學新聞系創辦的一本內部刊物《外國新聞事業資料》上介紹了傳播學的一些情況；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寫的《傳播學（簡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為開端，一批西方傳播學著作也相繼在大陸出版發行，如《報刊的四種理論》（1980年）、《傳播學概論》（1984年）、《傳播學的起源、研究與應用》（1985年）、《傳播概論：傳媒、信息與人》（1985年）等。后來許多學者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這一舉措視作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的真正起步。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這一時期，百廢待興的中國開始敞開胸懷，放眼看世界。改革開放，是傳播學在中國呱呱墜地的催生劑、助產士。

投身改革潮——紙上談兵與介入實際

傳播學這個新生兒、外來戶要想在中國的土地上扎根、成長，惟一的選擇就是融入實踐。在經過引進和起步階段之后，傳播學開始了對中國傳媒實踐的關注，為新時期中國新聞改革提供了理論支持。

首先是對傳統新聞觀念的沖擊，新聞機構開始被稱為“新聞媒介”、“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從而回歸并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點。“信息”、“反饋”、“把關人”、“受眾”、“傳播者”、“傳播渠道”、“傳播效果”、“意見領袖”、“雙向傳播”等一系列概念的引入，給新聞學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以至今天的“新聞學”已逐漸被“新聞傳播學”所取代；其次是對于媒介功能的重新認識，即從“階級斗爭的工具”轉向“傳播信息的工具”，強調信息傳播是媒介的基本功能，其他功能的實現都必須以此為前提；第三是促使實現由傳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艱難轉變，而這是與傳播學的核心理論——受眾理論的影響直接相關的；第四是對效果理論的研究，促使實務界重視與傳播效果有關的各個因素，如不同媒介個性特點的研究、對信息本身的研究，受眾調查成為媒介改革的重要舉措和依據。所有這些，都對新時期的新聞改革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響，余波至今未息。

洋為中用——中國化與本土化

如果說80年代初傳播學的引入在中國新聞界起到振聾發聵的沖擊作用，直接為新時期的新聞改革提供了理論支持的話，那么與此并行的研究也開始更多地向縱深發展，更多地關注傳播學的中國化、本土化問題。1982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上提出的“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新”的16字方針，對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具有戰略性指導意義；而1986年召開的第二次研討會更是明確提出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的目標，此后傳播學者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態度，運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西方傳播學理論進行初步的匯集、梳理、分析、運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居延安的《信息·溝通·傳播》（1986年），邵培仁、戴元光、龔煒的《傳播學原理與應用》（1988年），周曉明的《人類交流與傳播》（1990年），徐耀魁的《大眾傳播學》（1990年），張隆棟的《大眾傳播學總論》（1993年），李彬的《傳播學引論》（1993年），張國良的《現代大眾傳播學》（1995年），胡正榮的《傳播學總論》（1997年）等等。與此同時，傳播學者還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和傳播實際出發，開展大規模的大眾傳播效果調查、受眾調查、民意調查以及一系列專題調查，如陳崇山、彌秀玲的《中國傳播效果透視》（1986年），趙水福的《中國社會心理的軌跡：亞運會宣傳效果調查報告集》（1991年），柯惠新、張帆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1991年），喻國明有關報紙讀者的調查分析（1995年），丁俊杰、黃升民主持的中國城市消費調查（1996年至今）等等，傳媒常有報道，影響較為廣泛。

盡管如此，20年來中國傳播學者研究的主流還是引進和介紹西方傳播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傳播學的中國化、本土化還遠未達到成熟的地步，在為我所用、自主創新方面做得不夠，與傳播實踐之間也存在距離，尤其缺乏一種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書籍和教材，也多是以“概論”形式出版的，專門研究傳播學中某一重要傳播理論或專論傳播模式、傳播研究方法的學術專著至今尚未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傳播學界已經開始了富有探索性的嘗試，出現了有一定特色和影響的作品。如沙蓮香主編的《傳播學》（1990年），大陸、臺灣、香港三地學者合作、孫旭培主編的《華夏傳播論》（1997年）等。前者設立一個章節專門論述“中國的傳統傳播方式及其特點”，后者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和探索。作者在借鑒西方傳播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模式的同時，致力于研究中國的傳播歷史和現狀，并將它融入中國的大眾傳播實踐，更多地以中國文化傳統作為背景和參照，以中國國情為坐標，顯示了中國傳播學者的開拓勇氣和創新精神。

世紀主題——趨向多元與精致

世紀之交的中國傳播學，在經歷了引進和起步階段之后，日漸呈現出起飛的態勢。表現在學術研究上，就是分支方向的多元化和研究內容的日益深化。作為一門多級交叉學科，傳播學不僅涉及新聞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還涉及語言學、人類學、哲學及相關的技術學科，是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合點上形成并發展起來的綜合科學。 這一“邊界不清”、“多元共生”的學科特點決定了其發展的基本走向，也是它在現代及未來社會日益受到學界重視的重要原因。正在研究中的傳播學涵蓋內容十分豐富、涉及邊緣相當發達，如“大眾傳播與市場經濟”、“大眾傳播與大眾文化”、“科技進步與傳播發展”等相關課題日益成為中國傳播學者關注的熱點。

傳播學學科本身的多元化也導致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除運用對傳播學發展影響最大的定量研究方法之外，文化學、后現代哲學、文本分析、意識形態分析以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都開始運用，從不同層面和角度推動了傳播學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使得傳播學研究更加科學化、精確化。但就目前情況而言，能夠熟練運用現代研究方法或就方法本身進行研究者尚不多見，經驗研究與實證分析的力度和系統化也還有待加強。

傳播學發展軌跡上的幾個亮點

當我們勾勒傳播學在中國的基本態勢，描繪其發展軌跡時，有幾個亮點不容忽視：

寥若晨星的零散譯介傳播學之所以能在中國傳播開來，除了社會歷史的大背景外，早期為數不多的譯作為我們的研究和著書立說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及資料來源，功不可沒。

1978年7月，復旦大學新聞系創辦的內部刊物《外國新聞事業資料》發表了鄭北渭教授撰寫的《公共傳播學的研究》和《美國資產階級新聞學：公眾傳播學》，雖然只是登在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上的兩篇介紹性文章，卻如同一石擊水，在當時一片平靜的國內新聞界掀起波瀾。在此后的整個80年代，傳播學在中國大陸基本上是屬于學習和應用階段。除由中國大陸學者自己撰寫的第一本評介傳播學的著作《傳播學》（簡介）（人民日報出版社，1983年）外，較有代表性的譯作包括：［美］威爾伯·施拉姆：《報刊的四種理論》（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譯，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美］沃爾特·李普曼：《輿論學》（林珊譯，1984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內部資料，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美］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傳播學概論》（陳亮、周立方、李啟譯，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美］沃納丁·賽弗林、小詹姆斯·坦卡特：《傳播學的起源、研究與應用》（陳韻昭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英］丹尼斯·麥奎爾、［瑞典］斯文·溫德爾：《大眾傳播模式論》（祝建華、武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美］梅爾文·德弗勒等：《大眾傳播通論》（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日）竹內郁郎主編：《大眾傳播社會學》（張國良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為數不多的譯本如同點點星光，照亮了大陸傳播學寂寥的夜空。

日益規范的各屆研討會

回顧傳播學在中國走過的道路，不能不提起幾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從1982年的第一次算起，至今已經成功舉行了6屆。這6次研討會每次都有可圈可點之處，并且在規模、規范等方面漸次擴展、完善：

1982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參加者只有二十幾人，除黃可鳳、張黎等人翻譯的幾篇文章外，沒有其他論文。但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學者們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對后來的傳播學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16字方針，從而確定了中國傳播學發展的基本方向。會議還將開展傳播學教育、研究提到議事日程，對后來一系列相關工作的開展起到了動員和組織作用。

1986年在黃山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傳播學研討會上，已有學者提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

1993年在廈門大學召開的第三次會議上，則出現了一批與中國傳媒實踐結合起來的課題；

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四次研討會開始關注傳播學的學術定位，著重討論傳播學的本土化問題；

1997年在杭州召開的第五次研討會上，大陸、臺灣、香港的傳播學者首次歡聚一堂、共同探討；

1999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的第六次傳播學年會，首次嘗試采用與國際接軌的較規范的國際會議的操作方式，規模、議題、質量等方面都有了相當的拓展，成為世紀之交名副其實的傳播學盛會。

影響深遠的受眾調查

要論傳播學對中國新聞傳播實踐的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受眾調查的興起。早在1979年，復旦大學七七級一批敏銳的學生，就曾用剛剛習得的傳播學方法，嘗試在傳播學的理論框架下開展調查，進行現在傳播學很時興的“受眾研究”，當時正趕上林彪江青集團受審。他們抓住這一重大新聞，及時調查受眾是通過什么渠道知道這一消息的。盡管調查規模很小，但因其時間較早而產生了一定影響。

大規模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調查當屬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和首都新聞學會調查組共同發起的北京地區讀者、觀眾、聽眾調查，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受眾調查。 這次調查從組織機構的權威性、規模、統計規范程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調查結果發表后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國外傳播學者認為“中國傳播學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③。國內新聞界則認為“北京調查”是“我國新聞史上一次突破性的行動” ④，我國新聞學實證研究由此開始，受眾觀念、受眾理論得以建立并強化，受眾研究組織相繼問世。對中國受眾的研究，是探求中國人的傳播活動規律、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的關鍵所在；受眾研究還培養和鍛煉了一大批專業調查人員，帶動了整個社會各行各業的調查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調查對中國的大眾傳播實踐乃至中國社會的發展影響深遠。

不斷擢升的學科地位

傳播學在中國的引進更多的是走民間道路。即便如此，由于受人們頭腦中多年形成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定勢影響，傳播學的引進和發展充滿了曲折。無論在四十多年前還是十幾年前，傳播學都曾被當作“資產階級新聞學”加以批判性介紹。1983年傳播學被批成“精神污染”，有些老教授認為傳播學的要害就是否定階級斗爭；1989年又有人撰文批判傳播學不講階級和階級斗爭。直到1992年的再次思想解放，才徹底改變了傳播學在中國的歷史命運。

早在1995年的國務院學科目錄上就把新聞學和傳播學并列為一個專門的二級學科；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將傳播學列入博士、碩士專業目錄，新聞與傳播學成為國家一級學科，這種學科地位的升格是傳播學作為一門學問、一種學科正式被國家和社會所承認的重要標志。有學者認為這對推動傳播學在中國的建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也說明高層領導具有符合時代潮流和世界潮流的戰略眼光，因為21世紀是信息唱主角的時代，如果一個國家的政策和學術研究不關注這個基本的核心問題，那么這個國家的學術思想就很難稱得上先進。

對傳播學未來走向的預測

“框架說”與“交融說”

站在新世紀的地平線上，傳播學者對未來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走向寄予很大關注。關于傳播學的學科建設問題，目前有兩種預測，即所謂“框架說”和“交融說”。

持“框架說”者認為，新世紀傳播學的首要任務在于積極構建自身的理論體系。傳播學雖然具有“泛化”的特點，但它并不是各學科知識的簡單拼湊，而是有著自身規律的、由一系列傳播學的基本概念、范疇、判斷、原理構成的具有嚴密邏輯性的知識體系。西方傳播學發展至今，形成了形形色色有關傳播模式的理論和觀點，但所有理論最終關注

的焦點仍是傳播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問題。對于中國傳播學來說，在經歷了引進和起步階段之后，騰飛的關鍵就在于建立自己的學科體系和理論框架。

對于傳播學的未來發展，筆者更傾向于“交融說”，即除了繼續研究高度抽象的普遍傳播規律之外，傳播學根本的生命力還在于和其他學科的交融共生，也就是說未來發展的空間除繼續關注大眾傳播外，更多地在于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分支學科，如跨國傳播、組織傳播、人際傳播、文化傳播以及管理方面的傳播等等，這方面的發展前景十分看好。這種將研究分解到各個專業領域中去的趨勢，將促使傳播學更多地貼近生活、在理論與實際的多個層面上加強與社會現實的互動，進而使立足于中國傳播實踐基礎上的研究大量增加。

傳播學本身是一個交融、邊緣性的學科，需要多學科的人來共同建設。傳播學與其他學科的交融已越來越多地影響到傳播學研究及教育領域。一些綜合性大學也開始關注傳播學，在一些專業性院校開設研究方向、專業乃至創建整個系。值得注意的是，各學校都根據自身的學科優勢進行相關研究和教學，如北京廣播學院依靠電子媒介的優勢，主要發展廣播電視教學與研究，又開始關注網絡傳播；清華大學、上海大學等則更多地抓新媒體，以求在傳播技術與藝術的結合點上多做文章；北大、復旦、人大可能會更多地結合平面媒介，同時發揮其人文學科基礎雄厚的綜合優勢；有些經濟院校則會更多地與經濟、企業管理結合，研究營銷溝通廣告等；還有一些師范類院校就更多地搞教育傳播、藝術傳播等。總之，未來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會更多地與每個學校的學科優勢相結合。

引進與創新并舉

傳播學在中國20年的發展軌跡固然不乏閃光之處，但總的來說還是處于學習和應用階段，真正的創造很少。創造的前提是學習，“我們積累得越深厚，研究思路就越明晰，就越具有超越他者與創新的可能，也就越擁有總結與提出新的傳播思想及理論的能力” ⑤。只有對西方傳播思想及其理論觀點產生的背景進行廣泛而有深度的探討，才能為中國自己的傳播學學術建設提供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參考框架，同時也建立一個真正的學術交流的對話平臺。隨著研究的深入，許多學者認識到，我們對國外傳播學經典名著及新進展的介紹還很不夠、很不完整。與臺灣相比，后者就有好幾套傳播學譯叢，僅“遠流”一家出版社就出版了四十幾種，而大陸整個加起來也不過一、二十本。較具規模的是最近北京廣播學院與華夏出版社合作，“首選那些經過教學與實踐嚴格檢驗，在西方傳播學界有較高聲望和影響的優秀教材和經典專著” ⑥，出版“高校傳播學經典教材譯叢”，僅第一輯就有12本，面世后引起較大反響。在西方傳播學發展迅速、成果不斷的背景之下，引進與創新并舉將成為中國未來傳播學的主流。

兩岸三地交流日盛

由于歷史的原因，港澳臺等地區傳播學的發展與大陸相比，在階段上有一定差異。從70年代開始，一批留學歐美的臺灣、香港學者以更大規模、更嚴格的規范較系統地引介了傳播學及其研究方法，并開始了獨立的研究。此后，其研究水平總體上領先于大陸地區。

臺灣傳播學研究萌芽于60年代初期，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為首批留美歸來的傳播學者，如朱謙、漆敬堯、徐佳士等。70年代堪稱臺灣傳播學研究的起飛時期，第二代從美國獲得傳播學博士學位、各有專長的學者的加盟，使傳播研究在臺灣逐漸邁入成熟階段。但由于研究者大多曾在美國深造，因而其關注領域及研究內容、方法均難脫開美國傳播研究的窠臼。這一時期的特征是以行為科學、實證研究為主，但主題多數為測試西方傳播理論。自90年代開始臺灣傳播學研究進入了多元化發展時期。來自歐洲的文化分析、批判學派、詮釋學等理論的介入，打破了量化及實證研究獨霸天下的局面，內容分析及調查方法在整個研究中所占比例明顯降低，符號學分析、框架分析、言說分析等質的分析方法日漸增多，甚至還出現了數學模式、系統設計等方法。總之，世紀之交的臺灣傳播學已逐漸擺脫過去40年中的單項、美式、實證的導向，進入多元與深化的嶄新發展階段。

在香港，相對嚴謹和系統化的傳播學研究約始于70年代中后期，標志性事件就是美國傳播學泰斗施拉姆到香港中文大學短期任教并創辦了傳播學碩士課程，開展了亞洲新聞的研究。80年代，隨著更多在美國學有所成的本土學者回港，研究陣容和成果都明顯強化。進入90年代后，來自本土、大陸及海外的學者匯集香港，學科背景、知識框架的不同，關注領域及研究題材的寬泛多元，使得香港傳播學逐漸成為中西交匯之地。

歷史上，澳門曾經是我國現代報業的發祥地之一⑦，但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則較為滯后，研究隊伍、課題都相對較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與內地及香港的交流有所加強。如邀請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赴澳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澳門學者參與在香港舉行的“亞洲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研討會”等。

90年代以來，兩岸三地傳播學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和深入。香港作為多種文化的交匯點，其傳播研究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與港臺傳播學者的交流，使內地學者了解到最新的研究信息和規范的研究方法；而香港學者關于大陸傳媒的研究成果、大陸學者對于港臺等地傳媒生態的考察等，都在不同層面上加強了兩岸三地的情感溝通和學術互動。隨著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懷抱，以及和平解放臺灣問題呼聲的日益高漲，港澳臺與大陸的交流必將呈現出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可望成為21世紀的最大顯學

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稱儒學說為“顯學”（famous school），即著名的學說、學派⑧。歷史的發展證實了這一論斷，儒學確已成為中國大部分倫理、教育、政治以及宗教的基礎。21世紀是“對話的世紀”，以研究人類傳播現象為目標的傳播學是否會成為這個世紀的最大顯學？筆者對此抱有充分的信心。

這一判斷首先來自對我們所處時代及未來的基本認識。信息產業是21世紀的先導產業，信息高速公路正在以其后來居上的勢頭成為“創造21世紀財富的主要渠道”，而信息與傳播是分不開的，信息高速公路本身就包含了信息及其傳播載體兩層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社會時代不僅僅是技術的，而且也是不同文化背景人們的關系” ⑨。西方發達國家在進入信息化時代以后，傳播學逐漸成為大學文科的主流學科，正是其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應對傳播國際化的挑戰的舉措之一。總之，由于信息高速公路越來越成為生活的主要舞臺，才促使傳播學有可能成為與各種學科最廣泛交叉的學科，這種交叉勢必將傳播學引向“細化”與“玄化”兩個極端——一方面，與傳播學相關的各分支學科將獲得極大發展；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導致傳播學走向整合的全息文化研究，即對傳播意義的追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撰文猜測：“傳播學有可能成為未來最大的顯學之一，成為博大精深的學問。⑩”

這一判斷還來自對傳播學在當代中國的理論及實踐意義的思考。在與國際接軌、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時，如何發揮傳播學對實踐界的引導、培訓及監督作用，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已經成為當務之急。通過研究實踐來建立自己的假設和理論模型，既推動實踐發展，又突出了傳播學的中國特色；為大眾傳播實踐界及時提供理論、理念上的教育和培訓，形成雙向互動的良性循環；站在人文及社會發展的高度，審視并監督在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價值觀偏離及道德水準降低問題，提醒媒介走一條良性發展的道路，避免重蹈西方社會的覆轍。這正在成為傳播學者乃至所有知識分子的關注焦點和神圣職責。

鑒于上述現實，在中國已經呈現起飛態勢的傳播學，21世紀可望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注釋：

①參見丁淦林《我國新聞傳播學學術研究的現狀》：“1957年初王中教授講新聞學原理時，曾提及傳播學。當年6月以后，再也沒有人提起了。”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復印報刊資料）《新聞學》1999年第2期第19頁

②袁軍等：《要從扎扎實實的研究做起――訪<新民周刊>副主編裘正義》，《傳播學在中國――傳播學者訪談》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92頁

③見美國著名傳播學者、斯坦福大學傳播系教授艾文•羅杰斯的評價，轉引自袁軍等《艱難的起飛――訪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陳崇山》見《傳播學在中國――傳播學者訪談》，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86頁

④同上，第187頁

⑤王怡紅《僵化與斷裂――對我國研究思路的傳播反思》，見《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年第4期第24頁

⑥見“高校經典教材譯叢”總序，華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⑦我國領土上第一份現代報紙（1982年葡文《蜜蜂華報》）和第一家中文現代期刊（1828年中、英文對照<依涇雜說>）的誕生地均為澳門

⑧見《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

⑨參見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9年11月的會刊報道

⑩引自朱光烈為第六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未來傳播學的兩點猜測》

（作者系北京廣播學院主任編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在中國6月1日是什么節？（答案為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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