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作者：陳力丹

第一部分：中國傳播學的研究簡史
一、研究的起點——1978年
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上個世紀50－70年代處于與世界隔絕的狀態，政治上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策。60年代，曾經在內部作為“批判資產階級”的材料，翻譯了一些西方傳播學論著的片斷，知悉者只限于極少的幾個大學新聞系的教師。
1978年7月，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出版了“文革”后的第一家新聞學刊物《外國新聞事業資料》（鄭北渭主編）。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第一篇傳播學譯文《公共傳播》（mass communication，當時將這個詞翻譯成“公共傳播”，而不是后來的“大眾傳播”），介紹了一些傳播學的知識，為了防止被指責為“宣揚資產階級觀點”，鄭北渭加了一個按語，批判“公眾傳播工具”是“壟斷資產階級控制輿論，制造輿論，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傳工具”。不管怎樣，這是第一次公開介紹傳播學。
1978年10月，日本新聞學會會長內川芳美教授訪問中國。他分別在上海和北京介紹了傳播學。10月14日，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給當時80多位第一屆新聞研究生做學術報告。但是給他配的翻譯由于對專業詞句的陌生，無法翻譯出來。后來他用英語講話，在黑板上寫出“mass communication”。當時這個簡單的概念對我們是一種極大的震動，因為此前只知道報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還從來沒有從大眾傳播的角度思考過傳媒的性質。

二、施拉姆訪華，直接帶動了中國傳播學的研究
1982年4－5月間，美國傳播學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他的學生余也魯陪同下訪華。他在人民日報主樓頂層的大禮堂，面對數百人做了一個關于傳播學的報告，回答了聽眾的提問。這是中國新聞學研究者第一次與西方傳播學者直接對話。同年11月，中國第一次全國性傳播學研討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召開。1983年，這次會議上散發的介紹性文章的匯集出版，即《傳播學簡介》（人民日報出版社），這是第一本國人關于傳播學的書。
三、曲折的研究進程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傳播學被批判為“要害是否定階級斗爭”。已經向國外發出邀請函的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傳播學研討會被迫停開。
1984年以后，傳播學的研究悄然回復。這年，第一部傳播學譯著在中國出版，即施拉姆、波特所著的《傳播學概論》（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龔煒合著的《傳播學原理與應用》出版（蘭州大學出版社），這是第一本國人的傳播學著作。
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傳播學研究在一段時間內停滯。有的文章批判說：“傳播學、大眾傳播學同西方新聞學一樣，掩蓋階級立場，不講階級性、黨性、政治性，不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離開人的社會性，孤立地研究個人對外來信息的反映。這些都是同社會主義的新聞學有原則區別。”但是，響應這種批判的人很少。
90年代前期的傳播學研究主要在新聞研究機構。1993年，陳力丹著的《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出版（開明出版社），這是從傳播學的角度把馬克思作為研究對象而不是政治領袖的學術成果；1997年，孫旭培主編的《華夏傳播論》（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國人試圖讓傳播學本土化的一次嘗試。
第二部分：中國傳播學研究最近五六年的狀況

中國傳播學研究的高漲期開始于1999－2000年，此后，傳播學研究的重心轉移到高校，教育部將全國傳播學的研究中心設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這個時期的研究特點是：

一、傳播學譯著的出版持續數年高漲
1999年和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華夏出版社分別出版了一套傳播學譯叢，前者8本，后者12本。如此集中出版傳播學譯著，此前是沒有過的。傳播學比中國式的用政治術語建構的“新聞學”來說，明顯地具有一定的學術性，因而吸引了新生代的研究者。此后傳播學譯著的出版持續高漲，至今至少有200種以上。
2003年是個轉折點，此前出版的傳播學譯著，以教材為主；此后出版的傳播學譯著，經典專著開始多起來。第一批經典傳播學譯著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當代傳播學經典著作，以華夏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傳播文化社會”譯叢為代表；另一種是古典傳播學經典著作，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世界學術名著”中的傳播學著作為代表。
同時，數套英文原版傳播學教材，也分別由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出版社出版。
如此眾多的傳播學譯著的出版，并且能夠再版和多次印刷，反映了傳播學書籍已經擁有了廣泛市場。最近五六年，中國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教學點增加了十幾倍，達到600個，原來只有十幾所大學設有新聞傳播專業，現在全國有500多所大學設立了新聞傳播專業的教學點，幾所重點高校的新聞傳播學院招收的研究生數量，已經略超過了本科生。全國高校不斷增長的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師生，他們對于傳播學書籍的渴求，在最近幾年內不會消退。

二、經驗－功能主義傳播學的研究方法，在中國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中普及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進行了全國第一次通過計算機、使用SPSS社會科學軟件包來處理受眾調查的調查數據。那時，這種研究方法還十分罕見。現在，這已經是普通研究生論文、傳媒經營部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了。傳媒上“精確新聞報道”也成為一種新的報道模式。
現在的問題在于，一個又一個的傳播方面的調查越來越精致，越來越實用化，要求服務于某個具體目的，但在學術上沒有得出像樣的、成系統的理論。同時，傳媒的所謂精確新聞，多數帶有政治的或商業的實用目的，證明某種先入為主的觀點或商業炒作的成分，遠遠大于科學成分。

三、在中國證實傳播學假設的研究，形成規模
這方面較為引人注目的是關于議程設置論的研究。這個假設2001年被復旦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的學者們運用于分析中國的大眾傳播現象。在上海組織了這項抽樣調查，結論在宏觀上支持了這個假設，中觀和微觀上則是部分支持。圍繞這一調查結果，也出現了在研究規范、可信度及適用范圍等方面提出的質疑。2001年還出現了以中國的“《死亡日記》事件”、“2000年中國經濟年人物評選事件”來闡釋議程設置論的論文。特別是關于前者的論文，顯示出較深的理性思維特征。①
2004年，中國學者發表調研報告，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測量了若干變量與受眾對媒體議程設置的敏感度的相關程度。這些變量是“討論國內外大事的頻率、討論的時間、提出話題時的主動性、獲取討論話題的來源、討論意見分歧時的不同行為、議題對國家和自己重要性指數”等六項。結果，這六項變量和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都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②

四、媒介形態研究開始受到關注
隨著近年傳播科技的迅速發展，人們越來越注意到傳媒形態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于是，這個話題開始為中國的傳播學者所關注。清華大學的 “清華傳播學譯叢”中，多數是關于這個研究課題的，例如熊澄宇教授主編的論文集《新媒介與創新思維》。其他的傳播學譯叢中，這方面的專著也頗多，從早期英尼斯（H.Innis）、麥克盧漢（M.McLuhan）的著作，到梅羅維茨（J.Meyrowitz）、利文森（P.Levinson）的著作。這方面的論文也較多，我和我帶的博士生也寫了幾篇這方面的文章。
五、開辟了較為廣闊的傳播學批判學派的研究空間
中國引進的傳播學，最早來自美國，因而在較長的時期內，所謂傳播學研究，是指經驗－功能主義學派的傳播學，還有部分維納、申農的控制論、信息論等等。
80年代中期有少量關于批判學派的研究，但不成氣候。
最近五六年，傳播學結構主義批判學派的研究人氣上升，文章多起來，出版的批判學派的譯著也很多。符號學、文化學派、政治經濟學派、法蘭克福學派等等，都有譯著出版，都有人在研究，也出現了學科帶頭人。例如中國傳媒大學的陳衛星教授，他在2004年出版的專著《傳播觀念》，主要以結構主義傳播學的觀點考察了中國的傳播現象。

六、存在的問題
1，研究層次，總體仍停留在介紹層面。國人的傳播學書，大多數是教材，真正有獨到見解、有系統觀點的學術專著，為數很少。加上近年翻譯的傳播學書籍中，教材占多數，因而，國人的許多傳播學論文，引證教材而不是專著的居多。
2004年我國新聞傳播學者中被引證次數最多的教授，這年他并沒有發表過重要的論文，而是由于他的一本五年前寫得不錯的傳播學教材一再被引用。這種情形說明傳播學已經被人們關注，是一種可喜的現象；同時也說明，我們的研究層次較低。
在這些年的磨礪中，中國出現了經受住時間檢驗的傳播學教材，例如郭慶光的《傳播學教程》、李彬的《傳播學引論》等等。
2，研究的話題長期分散。這里以2003年的傳播學研究涉及的話題為例，這年傳播學研究涉及全球化對傳媒和傳媒文化的影響、新聞話語、媒介霸權理論、后殖民主義理論、文化研究學派、符號學本體論、意識形態理論、異化理論、媒介批判理論、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鮑德里亞的后現代傳播理論、麥克盧漢的技術烏托邦主義、健康傳播、影視敘事、沉默的螺旋理論、民意形成、議程設置論、組織傳播、人際傳播、信息的適度冗余、信息過剩、媒介生態、第三人傳播效果、數碼溝、史前非語言媒介，以及對傳播學術語翻譯混亂的梳理等等。
每一個話題，通常只有一二篇文章，很少有社會反響，研究也缺乏連貫性。
3，課堂教學，基本停留在大眾傳播學領域，而且主要是經驗－功能學派的觀點體系。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符號學、批判學派、技術主義控制論學派，只被提及，沒有作為重要內容。

七，我希望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朝向
1，盡快轉入傳播的學術研究層面，研究理性化，不要過多地受到功能目的的影響。
2，研究方法要盡可能兼顧經驗－功能學派、技術主義控制論學派、結構主義批判學派的各種方法。研究話題相對集中。
3，課堂教學，要全面向學生傳播傳播學各個學派、各個方面的知識，避免以大眾傳播學替代傳播學。
注 釋：
①參見張國良等《中國傳媒議題設置功能現狀分析》，《新聞記者》2001年6期；張允若《對〈中國傳媒議題設置功能現狀分析〉的幾點意見》，《新聞記者》2001年11期；施哲《〈死亡日記〉：一個媒介事件的構建和倫理分析》，《現代傳播》2001年2期；李勇強《２０００年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一個議程設置的案例》，《現代傳播》2001年1期。
②參見張國良、李本乾 《行為變量對議程設置敏感度影響的實證研究》，《現代傳播》2004年第1期。

在中國10月1日是什么節？（答案為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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